鲁迅的作品有哪些


 发布时间:2020-09-23 01:20:58

明朝长达2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弄清其历史特点, 不仅对深入研究明史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整体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明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变局,其发展特点如何,不仅直接关系着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此后的发展道路,其间蕴涵的深刻教训和启示,需要认真总结和汲取。明朝历史的发展特点,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表现。1.制度建设空前完备。明朝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全面整合前朝制度并开创新制的特点。仅以政治制度为例,如经朱元璋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丞相制和行省制,形成了皇权之下中央以“五府”、“大九卿”为主体,地方以各省“三司”为主体的官制结构;永乐后,又形成辅佐皇帝处理政事的内阁、司礼监体制;还逐渐形成了旨在统一事权以加强对地方控制的督抚制度。

相比元朝,其官制体系既大大简化,又体现出明显的相互制衡的特点,皇权及统治效能皆空前加强。中叶后又形成凡高级官员人选、各部门重大决策等,首先经有关衙门提出建议或会官“廷议”,再由内阁“票拟”处理意见,最后上请皇帝裁决的制度,从而,在保证皇权独断的前提下,使决策程序具有了“集思广益”的特点。又如,在空前完备的科举和官办教育体系基础上,永乐后,科举和学校功名逐渐成为决定士人仕途和朝廷任官的最主要依据,从而把选官的公平原则贯彻到当时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不仅普遍提高了文官的文化素养,而且大大扩展了统治基础,增强了社会各阶层对朝廷的凝聚力。另外,明朝在经济、法律、军事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也都高度完备、独具特色并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2.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总体说来,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相比前代有了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随着粮食品种的增多特别是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以及植桑、种棉等经济作物的普及推广,农业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产品和经济原料作物产区,涌现出一大批因工商业而兴起的著名市镇;广大农村的集市贸易也空前普及和繁盛,地区间商品流通十分活跃;私人海外贸易发展强劲;以徽商、晋商等为代表的地方商人集团崛起,在经济乃至社会生活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东南发达地区的若干手工业部门中较多地采用了雇佣关系,也即人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萌芽。3.阶级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流动加快。

宋代以后,世族地主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非贵族地主成为地主阶级的主体。而至明代,非贵族地主的数量及其在地主阶级中所占比重都空前提高;除作为主体的缙绅地主外,在经济发达地区还出现了少量的经营地主。市民阶层也伴随着工商业和城市的空前繁荣而兴起;与此同时,普通平民的身份地位也比前代进一步提高。社会流动速度空前加快,学校和科举几乎成为非贵族地主乃至平民获得政治身份并进入官绅阶层的唯一途径,尤其是以科举考试博取身份特权,再以身份特权谋取经济利益,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式。4.中后期社会风气丕变,思想文化异彩纷呈。首先,出现了普遍重商、“竞相逐利”和追求享乐的风气,“人必有私”观念和拜金主义流行。其次,程朱理学衰微,王氏心学风行,天下之士由谨守“朱子矩矱”、“格物致知”到普遍“贵疑”、“自得”、“厌常喜新”乃至追求个性解放。

其三,文学界提倡“独抒性灵”,以小说为代表的反映市民文化的通俗文学空前繁荣,其中尤以《金瓶梅》和《三言》、《两拍》更多也更直接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及生活面貌。其四,学风经历了由朴实到空疏,再到求真、求实的变化。史学中野史尤其是私修当代史空前繁荣,标志着史家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和对经世致用的不懈追求;以《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为代表的实用科技的发达标志着中国科技发展的新水平;明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已敏锐察觉到中国科技文化在某些方面的落后与不足,而积极向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学习,于是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并出现一大批文化交流的成果。5.士大夫敢言之风盛行。明朝士大夫敢于直谏为中国历史所罕见,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敢言之臣“不可胜数”,如洪武时茹太素、正统时刘球、嘉靖时沈练、天启时杨涟等,皆为著名谏臣;至于正德许天锡的“尸谏”、嘉靖海瑞的“备棺而谏”、万历雒于仁的直斥神宗患“酒、色、财、气”四疾等,就更富有特色。

二是在遇到重大决策分歧时,群臣往往集体进谏,如正统时谏阻英宗亲征、成化时劝谏宪宗合葬钱太后于裕陵、正德时谏阻武宗南巡、嘉靖初大礼议、万历时争国本等,皆为显例。其中,成化时劝谏合葬钱太后于裕陵和万历争国本还取得了最终胜利。尽管他们用以谏君的信念和依据仍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但其试图以群体力量限制君权的意向和不懈努力还是值得特别注意的。6.对外政策崇尚睦邻友好,但总体保守、落后。朱元璋确立的对外政策有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努力营造以“厚往薄来”为特征的朝贡贸易体制下的睦邻友好关系,二是严禁中外商民自由贸易。永、宣时期的郑和下西洋,虽是中国远洋外交和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但本质上并未突破上述基本原则,其目的仍是通过宣扬明朝国威、建立南洋及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秩序,以吸引更多的国家前来朝贡,故终因所费不赀而被迫停止。

中叶后,东南沿海居民生存压力不断增大,违禁甚至武装下海者日趋增多,嘉靖时“倭寇”中的大部分实为中国沿海商民。在此压力和朝贡贸易越来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明廷不得不在隆庆时“准贩东、西二洋”,有限度地允许东南沿海人民出海贸易。这虽在客观上为民间海外贸易提供了一定的合法空间,但总体看来,其对外政策仍是保守、落后的。万历三十一年,当为开发南洋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二万五千余华人在吕宋惨遭西班牙殖民者的屠杀时,明廷甚至采取了坐视不管的态度。综上所述,明代是一个传统与创新交织、保守与开放并存,表现出明显“转型”趋向的时代,但因其新生因素远未达到全面突破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程度,故最终随着明朝的灭亡而宣告“转型”的失败。其中的教训和启示至深且剧,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点。

1.国家的统治理念是否适宜,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明代统治者与历代统治者一样,把施政的着眼点始终放在单一的强化皇权和维护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上面,而不是放在如何增殖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利、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等目标上面。尽管其教育和科举等制度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公平性,为更多的平民和边远落后地区的人们入仕甚至进入统治高层敞开了大门,但从其主观目的到客观效果,不过是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和吸引全社会更加醉心于功名科举,不但不能促进明代社会从质上向更高阶段发展,还反而起了阻碍的作用。尤其是在15世纪后世界开始走向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明代统治者仍不能对其统治理念进行及时的调整、更新,那就只能把国家引向衰落的境地。

2.只有居安思危,才能长盛不衰。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大国和领先地位,故历代统治者皆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大国”心态;又由于自然农业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专制集权官僚制度通过自我调整也不断走向完备,宋元以后,程朱理学又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所有这些,都使明代统治者的保守性明显增强,以致其对世界形势的新变动完全失去了警觉,故在全球性交往时代到来之际,不能及时察觉、积极应对,由此开启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自明末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尽管清朝在很长时期内仍保持世界大国地位,但从人类发展大趋势考察,中国显然在不断地失去发展机遇,而一步步走向被动挨打。对此结局,清朝固然应负主要责任,因差距主要是在这个时期拉大的,但作为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却是在明末开始的。

这一悲剧昭示我们:长期处于强盛地位的国家,也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密切注视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自觉地积极吸收外国先进的物质和文化成果,以不断丰富自己,这样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3.国家政权应对虽然幼小但代表了发展大势的新生事物予以积极扶持,只有如此,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始终保持民族的活力和国家的强盛。如上所述,明代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因素,但明朝统治者对此非但未予积极扶持,反而还横加阻碍、肆意摧残,以致其难以进一步发展壮大。如万历中后期派出的大量矿监、税使,就对当时最能代表社会经济进步趋向的资本主义萌芽造成了严重摧残;又如,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明廷基本采取了无动于衷的态度,而不是利用国家的力量,进行积极的全面引进、推广和普及;再如,对于民间海外贸易,长期实行严禁政策,隆庆以后虽有松动,但仍立足于限制,致使中国失去了海上优势和巨大的海贸利益。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明朝统治者对包括上述在内的代表了发展大势的新生事物不是阻碍、摧残,而是积极扶持、促进,那当时和此后的中国就一定是另一个样子。给清史以准确的历史定位 自1911年清朝宣布逊国,以《清史稿》之编纂、肖一山著《清代通史》为标志,正式揭开了清亡后清史研究的里程。迄于今,已历90余年,清史研究从未间断,而以近20余年的研究为极盛。即以清断代史为例:先有戴逸的《简明清史》,后有郑天挺的《清史》、中国人大清史所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合著的《清代全史》(全10册)、杜家骥的《清朝简史》、李治亭的《清史》(两卷本)等书相继问世, 已是前70年数倍之多!论文之多,更是以万计。改革开放20余年来,清史研究之盛,远远胜过前70年的总和。

清史研究成绩斐然,但其中也存在着巨大分歧。以《清史稿》和肖一山《清代简史》为代表的历史观点及对清史的评价,固不足论;而“文革”前特别是“文革”中,极左思想泛滥,贬斥清史,亦不足怪。直至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的思想大解放,价值观念大变化,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原有认识包括对清史的评述,都已改变了许多。然而,在清史研究中延续下来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因而不能正确解读清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正确认识清史,准确地给清史定位。例如:一说满族为“异民族”,视清朝为“异国”;当初努尔哈赤起兵,向明朝挑战,指为“犯上作乱”;一说满族离开其居住地,进入中原,就是对“中国”的“侵略”、“进犯”,是满族贵族对汉人的“民族征服”;一说清朝统一全国,“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它“代表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中国的发展“延缓了一百年”;一说清初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实不至”,即使如康熙朝“宣布减免赋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所谓康熙盛世纯属子虚乌有,是“被某些学者捧出来的”! 至于近代时期,清朝更是一无是处,几乎没做一件好事!除了那些内反清朝统治,外反西方与日本列强侵华的仁人志士及死难烈士,几乎没有一个好人! 学术之争,本属学术研究过程中正常现象;持不同观点,无可厚非。但我们认真分析上述诸多观点时,便不难发现,在这些观点的背后,却是隐藏着如前已指出的某种民族偏见或陈旧的史学观念,给清史做出了不恰当的评价。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认识清史,给它一个正确的历史定位呢? 任何一件事的好坏,评价一个人的是是非非,总是比较而言的,即相互比较而后知。这就是比较的方法,再简单不过。这同样适用于对清朝的认识。一方面,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行比较:以清朝与它的前代明朝,再上溯到明以前历代相比,究竟在哪些方面达到或超过其发展水平,又做了哪些“前无古人”之事,同样,它又做了哪些不如前代甚至倒退之事,另一方面,与当代中国相比,它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或者说,它对后世有多大影响,只要认真比较,清朝的历史真貌就会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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