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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1-03-05 09:14:53

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然而,同时又受到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因素的有形与 无形的制约。50年代,陆侃如、冯沅君在《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中提出了 文学史分期的“文学标准”与“历史标准”:“没有人否认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与 发展规律,所以文学史的分期首先应该以文学本身演变情况为标准,这是没有问题的。”同时指出“认为文学史的现象仅仅受制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企图把文学的发展看 成为孤立的东西,那是反科学的。”[1]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比如“抗战文学”、“ 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些名称明显地带着政治的痕迹;然而,这种抱怨也并不 仅仅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乌·韦斯坦因同样抱怨:“近百年来大多数重要 的文学运动的名称极少是从文学本身来的。”[2]不仅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往 往潜伏着甚至直接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划。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曾经奠定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解释结构。

“新时期”伊始,既成的文学史的解释结构受到了明显的 挑战。由“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最终形成了“重写文学史”的激流。洪子诚说:“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我们首先会遇到‘新文学’、‘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等概念。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许多的质疑和 批评。另一些以‘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或视角),如‘20世纪中国文 学’,‘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等,被陆续提出,并好像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接受。许多以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学史、作品选、研究丛书,已经或将 要问世。这似乎在表明一种信息:‘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 以及其标示的分期方法,将会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为着‘展开更大的历史段的文学 史研究’,从一种新的文学史理念出发,建构新的体系,更换概念,改变分期方法,这 些都很必要。

但是,对于原来的概念、分期方法等加以审察,分析它们出现和被使用的 状况和方式,从中揭示这一切所蕴含的文学史理念和‘意识形态’背景,也是一项并非 不重要的工作。”他从“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探讨出发,说明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 不断转变而发生的文学史哗变以及概念内涵的转换。“‘当代文学’概念的内涵,在它 产生的过程中,就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文学‘一体化’时期,另外的理解不可能 获得合法的地位。不过,在‘文革’中,文学的激进力量显然并不强调1949年作为重要 的文学分期的界线。在他们看来,‘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无产阶级文艺的‘ 新纪元’,是从‘京剧革命’才开始的。江青他们还来不及布置‘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 史’(或‘新纪元文学史’)的编写,但在有关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出了他们的文学史( 文艺史)观。他们很可能把‘京剧革命’发生的1965年,作为文学史分期的界限,把196 5年以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另换一个名称)……‘文革’ 后,人们的用以判断社会和文学的标准也遂四分五裂。

因此尽管‘现代文学’、‘当代 文学’的概念还在使用,使用者赋予的含义,相互距离却越来越远。这种变化也有一些 共同点,这就是在文学史理念和评价体系的更新的情况下,重新构造文学史的‘序列’ ,特别是显露过去被压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40年代后期那些在‘当代文学’生成过 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张爱玲、钱钟书、路翎、师陀的小说,冯至 、穆旦的诗,胡风等的理论……)被挖掘出来,放置在‘主流’位置上。‘现代文学’ 与‘当代文学’的等级也颠倒了过来;‘现代文学’不再是‘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 评价标准,成为统领20世纪文学的线索(这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命题 所包含)。‘现代文学’概念的涵义,也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在写于60年代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唐tāo@①主编)中,‘现代文学’是对文学现象作阶级性的‘多 层等级’划分、排除后所建立的文学秩序。

而在80年代,‘现代文学’在一些人那里, 成了单纯的‘时间概念’,或者,成为包罗万象的口袋:除新文学之外,‘尚有以鸳鸯 蝴蝶派为主要特征的旧派文学,有言情、侦探、武侠之类的旧通俗文学,有新旧派人士 所作的格律诗词,还有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口头文学,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以及海外华 人创作的文学’,还应该装入作为‘五四新文学逆流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学、沦陷 时期的汉奸文学,“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阴谋文学等等’。”[3]   徐源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诞生、转化的初步探讨》是较早对现代文学的起讫 和分期提出疑问的:“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端的,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 题。其实不然。”他指出,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等九所院校编著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阐述现代文学的开端时说:“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开端 ,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文学史,习称中国现代文学史。

”又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文学革命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学运动的开端。”[4]在同一本 著作中,现代文学的开端就有1915年、1917年、1919年三个时间。邢铁华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研究述评》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它的起始的时间到它的分期都存在着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是不成熟的。他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根据社会形态的演进把文 学发展的阶段区别为近代和现代,还是把文学自身形态的演进作为区别近代和现代的标 准,抑或是二者兼顾;由于标准不一,因之就产生了分歧”。[5]   哈若蕙在《现代文学历史分期之我见》中指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需要确立一个 什么原则为划分标准,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巡视以往的文学史分期,不外是以政治事 件划分(即文学史的分期完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分期所代替)及以政治标准为依 据、兼顾文学标准这两类。

显然,如何理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牵涉到文学观念问题。”“作为文学史,其发展和演变无疑与社会革命的推进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 ,而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不能将文学视为图解民族史或社会史的文献。”[6]由于 新的文学史视角的确立,因此对于现代文学史的发端和分期产生了新的看法。周音指出 :“在我们中国,所谓现代文学就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 代会召开,这三十年间的文学。这种提法是根据中国革命历史阶段划分而来的。”他提 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年代应在一九一七年。”[7]   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在他们所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 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如何分期的问题也交给了政治和社会史学家去做,他们的分期方法通常总是毫无疑问地 被采用。”[8]他们说:“不应该把文学视为仅仅是人类政治、社会或甚至是理智发展 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

因此,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如果这样 划分的结果和政治、社会以及理智的历史学家们的划分结果正好一致的话,是不会有人 反对的。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史发展。这样,分期就只是一个文 学一般发展中的细分的小段而已。它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 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 、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截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 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9]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在中 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新文学加以历史的评价的是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胡适,他在1922年3月写的《五十 年来之中国文学》的第十节“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使用了朴素的描述 方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把文学史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 ”的对立与循环。

陈独秀也许是最早明确地用外部的因素来解释文学革命,并且是针对 胡适的文学史解释而提出针锋相对的质疑:“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陈独秀 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 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10]1929年出版的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也强调了文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个运动不是偶然而有的,也不是全然由几个人凭 空捏造起来的,自有其历史的时代的意义。”[11]   1935年出版的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述评》从社会背景入手来叙述文学变动,把社会 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突出地标示了“五四运动与 文学革命”、“五卅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他在导言中明确地把文学变迁视为政治变 迁的结果。他说:“文学的变迁,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连带的关系的。因此,我们 要研究五四以来新文学,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前的文学的演变,一方面还要从政治经济 的变迁中,去探究近代文学的所以变迁之故。

”[12]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 来中国文艺思潮论》,把1917年-1937年文艺思潮的变迁以“五四”、“五卅”、“九 ·一八”这三个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为界划分为三个段落。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周扬及时地把它应用到新文学史的研究上, 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创了后来新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他说:“新文学运动作为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野,是在一定的新经济新政治的基础上,且应新经济新政治的要求 而产生,是反映新经济新政治,而又为它们服务的。”周扬将五四以来的文学按照毛泽 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述分为四个时期:1、1919年-1921年,“五四”运动到 共产党成立,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时期;2、1921年-1927年,从共产党成立到北伐战争, 是新文学内部分化和革命文学兴起的时期;3、1927年-1936年,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的土 地革命的时期,革命文学成为主流的时期;4、抗战时期,新文学运动力量的重新结合。

本来把文学附属于政治是周扬30年代以来对于文学的一贯的理解:“在广泛的意义上 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 ……所以,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分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 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13]   李何林、王瑶、老舍和蔡仪等四人在1951年制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关于 “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和方法”中强调“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14] 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直接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理解和 描述新文学史的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 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 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

新文学的提倡虽然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 ’,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   陈思和在《一本文学史的构想》中指出,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把一九一 七——一九三三年的新文学运动分作前后两期,以五卅为界,开了以政治事件为文学史 分期的先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阶段,文学史著作有多种分期,大多数是以历 史政治事件来划分。王瑶的著作最为典型,其分别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一 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三七年的抗战以及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来划分,其他文 学史著作基本沿用这一分期标准。”[15]新文学史研究兴起的30年代,正是文学社会学 和阶级论流行的时候,西方和苏联的文学社会学理论著作和文学史著作大量翻译出版, 而新文学界又得风气之先。因此,这种文学史描述的方法自然影响和渗透到新文学史的 研究中。

由于把文学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认为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把社会的 发展变化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文学史分期与政治史分期的重叠与 接近就是必然的了。支克坚《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早明确地否定了文学与政治标准的 同一性,揭示了文学史与革命史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 研究工作,花费了许多精力来说明新文学在三十年里,怎样不停地追随着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步伐前进,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因此不断出现新特点,作品因此不断获得新思 想、新题材……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有些现在大家已经公认为优秀和重要的作品, 恰恰并非出自追随革命最紧的作品。这就使得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出现了‘破绽’… …这种情况无可辩驳地表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存在着缺陷。问题究竟在 哪里?看来,是在于一种比较狭隘的文学观念限制了我们的眼光,以致我们不能从应有 的思想高度,对现代文学史进行研究。

”[16]   80年代以来文学史分期的变化无疑是同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相联系的, 反映在文学史研究中就要求把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来,要求把文学史的分期从革 命史分期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把文学史还给文学”,建立纯粹的独立的文学史的秩序。80年代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文学史的研究者要求摆脱文学史的外部 的缠绕,还原为“内部研究”,也就是说还原为“文学研究”。1985年,刘再复在《文 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中归纳“近年来文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趋向”时就把“由外 到内”的趋向放在突出的位置:“由外到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 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 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 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 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 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

”[17]罗宗义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中说:“ 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发生了一场裂变。”[18]   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强调:“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 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从理论上说,作为意 识形态的文学,当然要为社会存在所影响所决定,每一时代的文学,都不能脱离当时经 济和政治。因此,文学史的分期是不能不考虑与之相应的历史分期的。但文学也有它自 己的特点,经济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究竟何时以及如何在文学上反映出来,要受到文学 内部以及其他意识形态诸因素的制约,因此,它的发展过程并不永远是与历史环境同步 的……经济基础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影响到文学的历史进程,使之与历史环境发生 或前或后的非同步关系。总之,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 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

”[19]1982年,唐tāo@①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况》中提出:“许多人指出,有些现代文学史好像是政治思想史,或者是思想斗争史……其实,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首先是文学史。”[20]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编写问题》中说:“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 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史。”“简单地讲,文学史就是要讲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 陈思和说:“文学创作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它既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有其自身的历史继承性与发展逻辑。根据社会发展史或者 政治史来划分文学的时期,无法准确地体现文学发展规律。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不一定要 与现代政治史的分期一致,文学有自己的道路,它的分期应该是作家、作品、读者三个 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结果。”[21]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

他们指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 ,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内部’来把 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就是阐明艺术形式(文体)在整 个文学进程中的辩证发展。”同时,他们指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 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 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 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 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22]他们一方面 强调要从文学内部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然而,另一方面实际上“文学现代化”和“汇 入世界文学”等概念却又是一种非文学的历史价值标准的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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