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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0-11-30 13:12:11

我们的时代不能没有鲁迅(五)   ——鲁迅逝世时日本和美国友人的鲁迅论   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著文《月光与少年——鲁迅的艺术》悼念鲁迅。文中说:“我同鲁迅一面之识也没有。偶尔与这位世上不再容易出现的伟大的东洋的文学者生于同一时代而终又永久失去了相会之期,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恨事。不过对于鲁迅的艺术能有了几分的近亲,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中国人能否再出,却是疑问。”佐藤春夫的话感情诚挚,虽然缺少实质性的内容,但认为中国很可能不会再出现鲁迅这样的伟大人物,可见他对鲁迅的理解和对中国的了解是十分深刻的。

鲁迅在日本知识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三十年代,有日本学者称,在中国,真正懂得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只有两个半人。蒋介石和鲁迅懂中国,另外半个懂得中国的是毛泽东。日本社会评论家新居格悼念鲁迅说:“他在中国,有如耸立于群峰中的高山之感。所以他的名声,不仅是中国的存在,而且是国际的存在。我从他得到的印象,不仅他是优秀的文学者,即使就人物来说,也觉得他有罕见的卓越性。所以就是与他说话,他也常常是立足在比文学更为广阔的视野与见解中谈话。因之,与其说他是文学者,毋宁说他是伟大的思想家。

……若问鲁迅为什么占中国文坛的最高地位?实因他有这种价值,就是他有思想,不仅是文人……文学者兼思想家,同时又有透视政治情势的见识。立于这些综合上的鲁迅,实非其他的作家、文学者所能企及的”(《高尔基的存在》,见《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的思想价值大于他的文学价值,这就是新居格对鲁迅的认识。憧憬鲁迅的外国人并不仅仅只是日本作家。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此时年仅二十四岁,她发表《鲁迅是一把剑》悼念鲁迅逝世。她写道:“我知道鲁迅有好多年了。关于他的许多事情使我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

首先,他具有人类中非凡的发展——天才——的各种标志。他是中国近百年,也许是好几百年以来所产生的仅有的文学天才。……他具有罕见的深入于中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观察力,这一稀有的深刻的观察赋予他以描画所见所知的才能。……使我相信将来中国的史学家倘不研究他的著作,决不能真实地绘出这一伟大的历史的时代。”史沫特莱还说:“他的著作是纵垂久远横被世界的,他的著作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斗争和再斗争。……鲁迅之所以成为一个天才,而不仅仅是一个有擅长有能力的向我被其余的人一样,就因为他具有这纵垂久远横被世界的普遍性和创造的才能。

”这段话未免有点诘屈聱牙,可是她直觉到鲁迅对中国的价值非同小可。据说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她后来去了延安,和毛泽东有很深的交情。她同情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国富强起来。她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其实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不同。十四年后她评价鲁迅说:“在所有中国的作家中,他恐怕是最和中国的历史、文学和文化错综复杂地连接在一起的人了……。他认为思想自由和发表自由是人类全部成就的中心要素。”这表明史沫特莱对鲁迅的认识成熟得多了。埃德加•斯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燕大周刊》上发表《纪念中国的文化巨人——鲁迅》,阐述了比他一年多以前介绍鲁迅时更加有深度的“鲁迅论”。

他说:“鲁迅之于中国,其历史上的重要性更甚于文学上的……。鲁迅是更努力地在激发中国大众的情绪来反抗一切精神上,物质上不可忍受的痛苦。拿鲁迅与伏尔泰相比拟,真是最恰当不过。对于‘封建制度’的抗战中,他们在不同的国度里,却同是一员猛将。在另一点讲,伏尔泰在对于当时法国文化上的贡献是‘集大成’;同样的,鲁迅也在文学著作,文学批评,古代和近代艺术上……多方面的努力。”斯诺预言:“料想不久鲁迅的名字将广为人知,并成为当代世界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伏尔泰,就是说过“我也许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伟大思想家。

赖和(1894-1943),原名赖河,字懒云,人称和仔先,笔名有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等。出生于台湾彰化的一个“百姓人”之家。赖和生活的时期,正是日本占领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时期,面对日本统治者实行的政治上的高压统治,经济上的残酷压榨,文化上的同化政策,赖和以笔做刀枪,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者给台湾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热情歌颂台湾人民的反抗精神。他的作品对台湾“五四”以后的一代乡土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赖和则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被誉为台湾文学的“奶母”。赖和少小时不愿入日本学校,在当地的“小逸堂”接受黄倬其先生的汉文教育,受益颇深。后不得已,入学校学日文,但不愿剪掉象征中国人的辫子。1909年 5月,16岁时入台湾总督府医学校读书,1914年毕业。1916年在家乡彰化开设赖和医院,为贫苦群众医治疾病。1917年赴福建厦门,在博爱医院服务两年。在厦门的两年,是他在汉学方面以及思想方面有重大收获的两年。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赖和深感民族自决的重要性,尤其对启迪民众的重要性有进一步的看法,认为文学是有重要作用的,应该属于人民。这以后,他开始了一面行医,一面从事文学创作的生活。1919年,赖和回到台湾,开始从事抗日运动和文学创作。1924年因从事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被捕入狱。1941年又因所谓“思想问题”再次被捕入狱。这次入狱,使赖和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摧残,1943年初出狱后不久,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终年仅50岁。赖和去世后,台湾人民深深怀念和敬仰他。他的坟墓在台湾八卦山上,墓地始终保持干净整洁。原来当地群众中流传一种传说,说是赖和的墓草可以治病,所以人们争相去拔,以致墓地上的草都被拔光了。赖和号称“诗医”,他以其崇高的医德与人民息息相通,赢得了广泛的崇敬。他医术高明,却平易近人,尤其对那些贫苦百姓,有时连诊费也不收取。“有些病人请赖和医师赊下药钱,但对于看来根本不可能还钱的病人,是连账都不记下的。

”“他每天所看的病人,都在一百名以上。然而,先生的身后,却留下一万余元的债务。”   赖和不仅是具有崇高医德的医生,更重要的是,他以平民作家的形象享誉台湾文坛,是为人民代言的作家。不仅如此,他还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志士仁人,与台湾人民一起参加了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他行医一生,身后家业如此萧条,除了经常少收费、免费治疗等原因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把自己的钱财慷慨地资助了抗日斗争。他生活在人民中间,对台湾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了解,对台湾人民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感触也最深。他有非常坚定的民族意识,这可以从两件事上表现出来:他一生永远只穿中国服装,从来不穿日本服装;他一生只用中文写作,宁可先用文言草就,然后改为白话,也决不肯用日文写作。他的小说既是他思想的真实反映,也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赖和深受当时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立即从厦门返台,和黄朝琴、张我军一起在台湾掀起了白话文学运动。

1921年,赖和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并当选为理事。1925年,赖和为呼应白话文写作,发表了处女作散文《无题》,被誉为“台湾新文学运动以来头一篇可纪念的散文”。1926年,赖和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早用白话文写作的第一篇小说《斗闹热》,从此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1930年,他和许乃昌。黄呈聪等人创办了《现代生活》。1932年,他和陈虚若、黄周一起主持《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的“学艺栏”,并担任《南音》、《台湾新文学》的编辑,培养和提携后起之秀。1934年,第一个全台湾的文艺团体“台湾文艺联盟”成立,赖和被公推为委员长,但他却固辞不受。新文学运动的浪潮把赖和推为无可争议的台湾文坛领袖,他的一生,为提倡白话文写作和推动新文学运动起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说,台湾新文学由赖和“打下第一锄,撒下第一粒种籽”。赖和留给人们宝贵的文学财富,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

他的作品充满着写实主义的风格,用朴实的文笔把日据时期血淋淋的社会现实剥露在人们面前,唤起被压迫的弱者奋斗的意志。由于职业方面的原因,赖和跟当地下层人民接触较多,因而对社会的黑暗和百姓的痛苦描写得特别深刻。从1925年到1927年三年间,他先后发表了诗《觉悟的牺州》、小说《斗闹热》和《一杆“称仔”》,可以说,这三篇作品表现了赖和一生创作的三个主题,即旧社会习俗的败坏、被屈辱的人民、以及弱者的奋斗。旧社会习俗的败坏,表达了人民对日据时期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文化革新、社会进步的要求。被屈辱的人民,表现了呻吟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惨状。弱者的奋斗,则伸张了被压迫人民的不屈意志和反抗精神。这三方面的主题构成了赖和小说创作的重要思想内容。而且赖和长于讽刺和白描手法,善于运用台湾群众语言,作品中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赖和的小说里,绝少宏伟壮观的生死拼搏,也没有什么雷霆万钧的豪言壮语,力量来自逼真的写实,直揭日据时代政治癌瘤的痛痒之处,这种看来“温和”的思想启蒙却有力地拨弄着埋在人们心头的愤怒之火,其小说创作的深刻性也就在这里。

叶石涛在《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总序》里将1920年开始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划分为“摇篮期”、“成熟期”和“战争期”,而赖和的创作活动几乎贯穿了上述三个时期。赖和的作品对台湾“五四”以后的一代乡土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他提掖并且引导了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他的写实意识影响了以后不少的文学创作者,尤其是摇篮期的杨守愚、陈虚谷;他的嘲弄技法影响了蔡愁洞、吴浊流、叶石涛;而他那不屈不挠的抗议精神更影响了朱点人、杨逵和吕赫若。”对赖和的这种评价可以说是很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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